刘红军、王元章建设工程纠纷民事判决书

时间:2020-05-14 17:04:21| 专长:工程建筑| 来源:刘天志律师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2民终18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军,男,198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峡市陕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利、黄星徽,河南甘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元章,男,199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峡市陕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王川,河南国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50号。
法定代表人:严桂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志、廖玉珠,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关山路552号。
法定代表人:陈华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巍,男,汉族,1990年3月10日生,住武汉市洪山区,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莎莎,女,汉族,1992年11月5日生,住湖北市洪湖市,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刘红军与被上诉人王元章、原审被告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原审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滨区人民法院(2018)豫1202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利、黄星徽,被上诉人王元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王川,原审被告中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志、廖玉珠,原审被告中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巍、熊莎莎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郭胜利、黄星徽解除了与刘红军的委托代理合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红军上诉称:1、一审法院抛开刘红军直接认定王元章是实际施工人,系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6月16日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与刘红军签订《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同日双方又签订《施工安全生产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施工期间刘红军指派王元章同志负责本项目的有关安全、防火及环境保护工作。被上诉人王元章系刘红军承包劳务工程的负责人,其与中南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2、刘红军是劳务工程项目的承包人,其根据自己签订的合同获取相应的工程价款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刘红军承包的是一种劳务工程,中南公司提交的三份《劳务作业验工计价表》均能证实一直履行涉案合同的是刘红军,不是王元章;中南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九月份工程进度支付申请》以及刘红军收取工程款的收据,证实中南公司一直按合同向刘红军支付工程款。刘红军向法庭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及向施工班组发放工资的清单及苏某的证词,均证实王元章与苏某受雇于刘红军;涉案工程竣工后,刘红军与中南公司进行了结算。王元章的工作证上写明为现场负责人;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对工程承包及管理内情一无所知,其证言不能证明王元章是实际施工人;王元章提供的证人卢某是工地临时人员,与王元章有利益关系,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被采信;王元章辩解从刘红军手中承包了该工程,但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甚至对实践中存在的管理费都没有约定不符合常理;在中南公司的财务账号上只有刘红军的户头,王元章仅于2014年10月23日第一次开始从中南公司支取工程款,并且中南公司是在征得刘红军同意后予以拨付的。3、一审法院将本应支付给刘红军的劳务工程款全部判决支付给王元章,既不符合合同约定,更属于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要求中南公司向无任何合同关系的王元章履行支付义务,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元章越过刘红军依据刘红军与中南公司签订的合同向中南公司和中建三局主张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中南公司通过吴某另行支付190万元,仅有证人陈述,系孤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认定中南公司支付工程款53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上诉人刘红军变更诉讼请求,认可中南公司支付工程款530万元。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元章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元章承担。
被上诉人王元章辨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本案中王元章虽然没有与发包人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事实上对涉案工程实际投入了资金、材料和劳力,并完成了该工程的具体施工,系施工合同真正的相对方。几十位实际施工的农民工证实均受王元章雇佣,与刘红军并不相识;中南公司员工出庭证实王元章实际施工人身份,并与王元章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中南公司吴某出庭证实其与王元章多次就工程款进行核对。结合王元章向法庭提交的购买材料的相关票据及中南公司向王元章转款、结算的事实,足以认定王元章系投入资金、材料,组织劳力的主体,系工程的实际履行方和实际施工人。刘红军上诉称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一审中其并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工程的具体施工,刘红军只是王元章的上级分包人,并没有对工程进行垫资,也没有付出劳力,更没有招揽工人进行实际施工,其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2、原审被告中南公司并没有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庭审期间亦未否认王元章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应视为其变相承认王元章实际施工人的身份。3、涉案工程340万元工程款皆于2014年8月11日后支付,而涉案工程有一个7月份的生产工作量统计单,在8月11日款项支付之前,王元章已对该工程垫付高达60余万元,王元章提交的支付工程款及购买相关材料的票据可以印证。4、刘红军称其与王元章系雇佣关系,由其发工资,给的是现金,对此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根据建设工程领域的相关行业工资标准,雇佣的现场负责人工资远远超过刘红军所述的1万元,且不存在受雇佣者出现垫资购买材料、支付工程款、负责工地施工处理等事宜。本案工程款的支付全部是转账不存在现金,刘红军从未支付过所谓的工资,王元章与刘红军也非雇佣关系,涉案工程的大小事务皆有王元章一人负责。5、涉案工程工地施工期间曾经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工人王海保出现意外构成伤残,王元章垫付了医疗费,并进行了赔偿,王元章不是实际施工人,而是刘红军雇佣的,为何要对此事故承担责任?6、中南公司的吴某证明该工程实际由熊巍和薛虎刚为实际投资人。涉案工程的另外190万元,刘红军从中抽取了中间费用,其已经拿到相应的抽点数额,他只是王元章的“顶名签约人”,并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王元章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原审被告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述称,原判决认定大部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红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刘红军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1、原判决认定中南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530万元,事实认定清楚。一审期间中南公司提供了刘红军、王元章收取工程款的收据及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王元章对此予以认可。2、原审法院认定中建三局已足额支付中南公司工程款认定事实不清。中建三局在资金支付审批表、委托收款函上的公章与中南公司在专业分包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明显不一致,将350万元的工程款一次性支付给与中南公司毫无关系的河南论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没有履行应尽的审慎审核义务。
原审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述称,中建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王元章起诉对象错误,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中建公司存在任何关联,并非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中建三局对中南公司不存在到期债务,已经超合同约定比例支付了工程款,向中南公司履行了支付义务。中南公司存在违法分包行为和欠开发票的违约行为,中建三局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维持原判。
王元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红军、中南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欠款4010328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中建三局在上述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日,湖北中南勘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南公司)与熊巍签订“海南分公司经营协议书”,约定中南公司同意熊巍以中南公司的名义经营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从事中南公司所具备资质内容的经营活动,中南公司委派海南分公司经理及技术负责人,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所有以中南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需纳入中南公司财物管理,合同执行期限从2012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止。
2013年8月份,三门峡华尔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人)与中建三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局(承包人,2013年11月26日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将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所有建设工程发包给中建三局承建。2014年8月份,中建三局以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公司(承包人)的名义与中南公司(分包人)签订“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主要约定:分包工程名称为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挤密桩工程,分包工程地点为三门峡商务中心区A-1-04地块,西临三门峡迎宾大道,北临商务二街,东临金谷大道;分包工程范围为:企业研发A、B、E、F楼,商业1#、4#、5#楼,商业2#楼西半部分、8#楼西半部分,西塔楼、裙楼的西半部分挤密桩桩基工程的分包施工,包括全部材料(粘土为现场取土或外购土,水泥采取由承包人调拨方式)、机械的采购、运输、下车到承包人指定地点、场地平整(含垫路)、机械就位、安装调试、桩位放样、注水增湿、移动桩机、校正、打拔桩管成空、现场取素土、过筛拌合、运输、填充、夯实、二次成孔、筛余渣土外运等工作以及提供现场记录数据、资料整理、实验检验等工作内容。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金额35639300元(以实际结算为准)。本分包工程定于2014年6月25日开工,2014年9月10日竣工。2014年6月16日,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发包人,甲方)与刘红军(分包人,乙方)签订“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桩基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该份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工程内容、开工及竣工时间与“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的均一致,另付款方式约定为:2015年春节前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完成工作总造价的80%,地下室封顶,中建三局向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支付第一笔工程款时,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刘红军支付完剩余工程款。该劳务分包合同落款加盖中南公司环球金融中心项目部公章。合同签订后,刘红军将挤密桩工程分包给王元章,王元章垫资于2014年6月底对工程进行了具体施工,2014年9月底交工。
2014年9月4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1日,监理机构同意对企业研发A、B、E、F楼以及商业1#、2#楼、4#、5#楼的挤密桩工程进行验收,验收意见为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同意验收。2015年1月份,经结算,挤密桩工程的金额为14264535.92元,中南公司同意该结算数额,并在“专业分包结算书”上加盖公章。后,中建三局陆续支付中南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第一笔款项支付时间为2014年9月1日。
中南公司海南分工公司的员工卢某出具“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一份,载明工程款共计7410328元,并加盖“湖北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环球金融中心项目部”印章,庭审中,刘红军对此统计单结算工程数额予以认可。
中南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1日、9月11日支付刘红军90万元、150万元,合计240万元,刘红军给中南公司分别出具收据两张。后刘红军将该240万元支付给王元章。2014年10月23日中南公司支付给王元章100万元,王元章给中南公司出具收据一张。
庭审中,曲某2、王某等37名工人联名提交证言,称其是涉案工程的农民工,受王元章雇佣,工程结束后,王元章没有支付全部工资,截止目前还没有付完。同时,工人王某、曲某2、张某出庭作证,欲证实其三人受雇于王元章,由王元章直接管理,王元章还欠他们工资未付,他们并不认识刘红军。王元章申请证人曲某1出庭作证,曲某1称2016年6月份,王元章将所有的挤密设备和夯机调到本案所涉工程使用,王元章向其支付了20多万元工程款,其与刘红军不认识。
庭审中,刘红军称,涉案工程其找了苏某和王元章负责,苏某负责水泥和褥垫层,王元章负责挤密桩工程,其对涉案工程垫资了10万元。王元章称工程是由其自己垫资。刘红军申请证人苏某出庭作证,苏某称其和王元章都是刘红军找来招呼工地的,刘红军找王元章来干挤密桩工程,工人不是刘红军找的。
庭审中,中南公司申请证人吴某(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负责人)出庭作证,吴某称该项目于2014年6月底开工,9月底完工,熊巍与薛虎刚为涉案项目投资人,熊巍将项目分包给刘红军,王元章好像是刘红军的现场负责人。截止2017年5月份,共支付刘红军548万元,358万元为记账,另外190万元通过熊巍在郑州的公司陆续支付给王元章。上述款项中18万元付给苏某,其余付给薛虎刚的公司然后付给刘红军或王元章,2017年4、5月份其多次与王元章电话联系,核对其收到多少工程款,回复也是548万元,与熊巍财务人员报给我们的一致。经质证,刘红军对收到548万元工程款有异议,只认可收到340万元工程款。王元章对于吴某所称的熊巍支付给其190万元工程款未进行正面回应,亦未给出合理解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王元章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所涉工程款剩余多少及各被告的责任承担。关于实际施工人问题。本院认为,实际施工人是指对工程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个人。庭审中,证人曲某2、张某等施工工人出庭作证,证实其受王元章的雇佣施工涉案工程,且工资或工程款系由王元章支付,现王元章仍欠付工资及工程款未付,该证人均与刘红军不相识。中南公司的员工卢某亦出庭作证证实王元章系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与王元章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故王元章对涉案工程进行垫资,并招揽工人、购买材料对工程进行实际施工,本院认定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红军虽然与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部分工程款也经其手支付给王元章,但其并有对工程进行主要垫资,也没有实际付出劳力,更没有招揽工人就涉案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同时也没有递交充分证据证明王元章是其现场负责人,相反其在2014年9月25日支付给王元章50万元工程款后,王元章给其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刘红军工程款50万元整,同时中南公司直接支付王元章100万元,以及证人吴某称就工程款多次与王元章进行核对,上述情况恰恰说明了王元章并非刘红军的雇佣人员。故刘红军辩称其系实际施工人,本院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王元章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涉案工程款问题。庭审中,王元章递交“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一份,载明工程款共计7410328元,并加盖“湖北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环球金融中心项目部”印章,刘红军对此予以认可,且中南公司工作人员卢某出庭作证证实该统计单系其测量书写,经项目负责人授权后加盖项目部公章。故对涉案工程价款的结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定涉案工程价款为7410328元。庭审中,中南公司递交相应的收据显示其共计支付了340万元,且王元章认可收到340万元,故对中南公司已经支付的340万元予以认定。关于证人吴某所陈述的另支付有190万元工程款,因王元章未对吴某证言内容中关于该190万元工程款进行正面回应,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190万元工程款本院予以认定。综上,中南公司共计支付给王元章涉案工程款共计530万元,剩余未支付款项为2110328元。
关于涉案工程款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本案中,涉案工程实际交付时间为2014年9月底,被告应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底,但是原告要求按照刘红军与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进行付款,即在2015年春节前,中南公司应向刘红军支付工程款至总造价80%,地下室封顶,总承包方向中南公司支付第一笔工程款时,中南公司支付完剩余工程款。而本案中,中建三局向中南公司支付第一笔工程款时间为2014年9月1日,且2015年春节是2015年2月19日。故原告要求从2015年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各被告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中建三局将其承建的三门峡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项目中关于企业研发A、B、E、F楼,商业1#、4#、5#楼,商业2#楼西半部分、8#楼西半部分,西塔楼、裙楼的西半部分挤密桩桩基工程施工项目分包给中南公司,并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又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刘红军,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因刘红军没有相关的施工资质,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系违法分包人,刘红军与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刘红军将水泥土挤密桩、素土挤密桩和注水孔的工程交由王元章实际施工,故刘红军作为王元章的上级分包人,应对欠付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因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将工程违法分包给刘红军,且其未将工程款足额支付给刘红军,其应当在与刘红军共同就欠付的工程款承担给付义务。由于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相关的权利义务应由中南公司承担。庭审中,中南公司辩称其已经将工程款足额支付给熊巍,并递交了相应的转款凭证。本院认为,其转入熊巍账户中的款项是否是本案所涉工程款,无法证实,且与刘红军签订施工协议的系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相应的工程款应当由中南公司支付。经结算,挤密桩工程的总价款为14264535.92元,中建三局陆续支付中南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中建三局已经足额支付中南公司工程款,故中建三局不应再承担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义务。
中南公司辩称应追加熊巍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且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现已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开办、设立其的总公司直接行使或承担,追加挂靠人与否,不影响中南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对外承担责任,故其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中南公司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主张多次讨要,且证人吴某证明其在2017年4、5月份多次与原告核对工程款项,两者能够相互吻合,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故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中南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红军、中南勘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支付王元章工程款2110328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5年2月18日起,以21103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王元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80元,由王元章负担18880元,刘红军、中南勘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0000元。保全费5000元,刘红军、中南勘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红军主张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被上诉人王元章之间系雇佣关系,因此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上诉人刘红军还是被上诉人王元章是本案争议焦点。
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最终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人合伙、包工头等民事主体。因此认定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应当根据实际履行原则,从工人组织和施工管理、工程垫资、工程款的领取、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结算、对外债务的负担、事故责任的承担等方面综合予以审查。
第一,涉案工程工人组织和施工管理方面。主要包括“人”、“材”、“机械”、“管理”等方面。
“人”的方面,主要是施工工人的聘用与组织。被上诉人王元章一审提交了打桩机操作员、高架夯操作员、筛土机操作员、装载机操作员、电焊工、现场施工员等30多名具体施工的农民工联名证人证言,并且证人曲某2、张某等具体施工的农民工出庭作证,他们均证实受王元章雇佣,平常的生活费由王元章垫付,工资由王元章负责发放,施工期间受中南公司项目部的统一管理,工程结束后王元章因甲方没有给足钱,工资截止目前没有结完。
“材”的方面,主要是施工所需材料和物品的采购。根据被上诉人王元章二审提交的相关票据显示,涉案工程所需的电线、水泵、模板、安全帽等均由其采购。上诉人刘红军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称这些材料都是王元章经手的,他应当给我报账。王元章对此予以否认。
“机械”方面,主要是施工机械设备的租赁等情况。证人曲某1出庭作证王元章将其所有的机械设备(挤密设备和夯机)调到天鹅湖工地,只付了很少一部分款,其只对王元章,不认识刘红军。
“管理”方面,一审庭审期间刘红军陈述很少去工地,称雇佣苏某和王元章进行管理。对此王元章予以否认,称工地由其进行管理和施工。证人曲某2出庭作证证实,受王元章雇佣,替王元章管理现场施工,其工作证与王元章相同均写明为现场负责人。
涉案工程工人组织和施工管理方面,刘红军称其与王元章系雇佣关系,指定王元章依据其意思表示负责施工工程的管理与建设,其很容易提供例如机械设备租赁协议、材料买卖协议、人工费等证据证实其实际参与工程的施工,但并不能得出王元章是实际施工人,对涉案工程价款享有排他性的权利。上诉人刘红军关于涉案工程工人组织和施工管理方面的辨称在雇佣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仅仅依据该方面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应综合其他因素予以衡量,双方雇佣关系成立与否也是认定双方谁为本案实际施工人的重要环节。
第二,工程垫资情况。
王元章称,涉案工程在2014年6月份已经施工,2014年8月11日之后才开始拨付工程款,8月11号之前所垫付的款项由其支付,王元章作为刘红军所说的雇佣人员不可能对其所有的工程垫付六七十万元,其提交的部分票据可以证明自己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垫资。刘红军称其前期垫资10万元,在拨付工程款当中已经收回,且该工程主要是劳务,不需要王元章在工程中垫付任何材料或者垫资,王元章关于垫资的陈述不能成立。
根据涉案工程款拨付时间(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11日、2014年10月23日)、工程实际施工情况(2014年6月份施工,2014年9月底结束)和拖欠工程款的客观事实,结合王元章提交的相关票据,可以认定涉案工程王元章进行了部分垫资。刘红军称其前期垫资10万元,王元章对此不予认可,其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刘红军在涉案工程中垫资10万元的诉称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工程款的领取情况。
中南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1日、9月11日支付刘红军90万元、150万元,合计240万元,刘红军给中南公司分别出具收据两张。后刘红军将240万元支付给王元章。2014年10月23日中南公司支付给王元章100万元,王元章给中南公司出具收据一张。根据中南公司吴某的证词,还有190万元,分几笔支付给薛虎刚的仁和商贸公司然后付给刘红军或刘红军的现场负责人王元章。
王元章称刘红军给我转了100万、50万元、90万元,剩下的工程款都是中南公司给我转的。刘红军称,中南公司给王元章的转款都是经我同意。王元章对此予以否认。根据现有证据中南公司对涉案工程款既给刘红军转过工程款,也给王元章直接转过工程款;刘红军称中南公司给王元章的转款都是经其同意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第四,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结算情况。
一审期间,王元章提交了中南公司技术总工卢某出具的证明和加盖中南公司环球金融中心项目部印章的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和工程结算单,以及七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和挤密桩分项报审、报验表,证明涉案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并经监理单位和中建三局确认,以此证实王元章实际施工人身份问题和涉案工程的总价款问题。卢某也出庭作证,证实中南公司和刘红军签订合同后,刘红军并未实际施工,实际施工人系王元章,工地大小事务均是由王元章负责,工程完工后,公司和王元章对工程量和工程价款进行了对账确认,王元章所干工程总价约为7410000元,以“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为准,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是由我本人书写,后加盖公司项目部印章。刘红军称,工程量的结算是我让王元章替我给中南公司结算的,我当时不在家,并且七八九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上均有我签名。王元章对此不认可,称是我自己去结算的,当时我和项目经理陈全德、当时的技术总工卢某,我们三个人在办公室,陈全德指派卢某把工程量、价钱全部列了出来;七八九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上刘红军的签名也不是刘红军本人签的。
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为天鹅湖分包队总量统计单和工程结算单,均由王元章提供,且其对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陈述和卢某出庭证明“打完桩之后结算,我给王元章结算工程款,我当时把这个量给了王元章之后当着我们公司项目经理陈全德的面盖的章”,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另外,一审法院调取了卢某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单和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认定卢某为中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七、八、九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上刘红军的签名明显不是同一个人签名,一审庭审期间刘红军承认七、八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九月份生产工作量统计表系授权王元章签订。九月份工程进度支付申请上刘红军的签字与九月份生产量统计表上的签字字体基本一致。综上分析,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工程最终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由王元章和中南公司直接进行了结算,刘红军称系其让王元章代他进行结算,王元章对此予以否认,刘红军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第五,对外债务的负担情况。
刘红军称,王元章给了我一个总数,我只有工头的名单,拖欠西安的张猛、打桩机吴丽娜、曲某1、王某、宁兴、三娃(只知道其小名)、隋月波,具体多少钱,我还没有结算,大概就是六七十万元。王元章对此不予认可,称刘红军所说的三娃和曲某1是一个人,设备投入有装载机、打桩机、洛阳铲等,欠干杂工的工人工资没有给,洛阳铲还欠几万元,欠高架夯和打桩机的钱最多,总共180万元到190万元左右。
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实,王元章应该给我40多万元,实际给了8万元;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实我系焊工,受王元章雇佣,王元章还欠我1万多工资;证人曲某1出庭作证证实王元章将我的工程机械调到天鹅湖工地工作,工作了3个月左右,付了很少一部分工程款,有20多万元,我不认识刘红军。涉案工程的债权人及农民工均认可该工程对外债务由王元章负担,且庭审中刘红军并不能详细说明目前涉案工程债务详细的负担情况,甚至并不知晓曲某1和三娃为同一人。鉴于目前涉案工程农民工及债权人与刘红军并不认识,且只认可债务应当由王元章负担,涉案工程对外债务的负担情况王元章更为清楚的知道其构成,因此对外债务由王元章负责偿还更为妥当。
第六,事故责任的承担。
二审庭审期间刘红军称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人身伤亡事故和安全施工王元章承担责任吗?王元章陈述,工地上出现过安全事故,是我赔的钱。刘红军称知道这个情况,大概赔了几千元医药费。王元章陈述,此事刘红军并不知请,我作为实际施工人为伤者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后来经过一年多给其赔偿了两万元,如果我非实际施工人,而是刘红军雇佣的,为何要对此事故承担责任?
根据王元章和刘红军对此事故责任的陈述,王元章对事故处理情况掌握的相对详尽,刘红军对事故处理情况并不完全知情,认定王元章对涉案工程施工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承担了责任较为适宜。
本案中刘红军诉称,其与王元章系雇佣关系,证人苏某出庭作证予以证明,并提供了其与刘红军之间的短信记录和工程款发放单及收条。因此,本案在雇佣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就不能认定王元章为实际施工人。雇佣关系是指雇主与雇员约定在一定期限内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给付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从实质要件上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二是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三是雇员是否为雇主所选任。在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员的主要权利为报酬请求权,主要义务为提供劳务,判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从实质要件上来考察。本案中双方并没有雇佣合同,刘红军辨称当时是其和王元章口头约定的,每月保底工资1万元,支付方式为现金。对此,王元章予以否认,称刘红军从来没有给我支付过所谓的工资,我也没有接受过其支付的现金,刘红军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根据建设工程领域的相关行业工资标准,雇佣的现场负责人工资远远超过刘红军所述的1万元,且不存在受雇佣者出现垫资购买材料、支付工程款、负责工地事故处理等事宜,刘红军所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其与王元章之间并非雇佣关系。
从苏某与刘红军的短信记录以及刘红军提供的照片看,刘红军指派苏某监督王元章对工程款的发放,不能完全排除刘红军存在指示王元章的意思,但上述证据并非刘红军与王元章之间的短信记录,系工程款大致的发放情况,无法完全证明刘红军直接指示王元章对工程款进行发放。且涉案工程后续工程款发放情况刘红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结合一审期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可以认定王元章对工程款的发放不完全受刘红军控制,自主发放成分较多。苏某所述的2014年9月25日王元章给刘红军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红军工程款50万元”。该证据更难以认定王元章与刘红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否则收条上注明的就不是收到工程款。本案中双方没有书面雇佣合同,刘红军称每月支付王元章报酬1万元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王元章直接领取工程款、对工程进行垫资、直接进行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结算、承担对外债务和施工中的事故责任等行为,亦非单纯提供劳务,已经超出雇佣人员的职责范围,王元章和刘红军之间不能被简单认定为具备支配与服从关系。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刘红军与王元章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综上分析,王元章虽然没有直接与中南公司签订《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但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其实际履行,其在事实上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中南公司对此予以接受并对其管理,工程结束后还为其办理了工程结算手续,且直接向王元章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项,故可以认定王元章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红军与中南公司虽然签订了《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挤密桩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红军实际上对涉案工程投入了资金、技术、人力并进行施工,其主张和王元章之间系雇佣关系证据不足。因此,刘红军作为涉案工程层层转包关系的中间环节,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被认定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80元,由上诉人刘红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申宇航
审判员苏国娜
审判员张 薇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申卓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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